娄东往事丨太仓名医戴一飞先生 [复制链接]

我们那时候对戴先生一直是仰视的，他为人谦逊，不尚言谈。即使他名扬四方，也丝毫不向外人张扬。医院里和他共事近两年，竟不知道他是江苏省的名医...

——万伟祖

我原以为上世纪五八年评定的江苏省名中医，太仓就是杨宇祥、张国栋和王健行三位先生。后来才知道，当年被评为名中医的有五位，还有两位是璜泾的中医外科戴一飞先生和名闻遐迩的直塘针灸大家凌紫农先生。事实上我曾和戴先生有过共事近两年的经历，但竟全然不知，真正惭愧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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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一飞先生(-)祖籍安徽，祖上落户到了璜泾，从他父辈开始从医。小小的一个江南古镇，当年有多家茶叶店、典当房以及药材店等都来自安徽客商，正是这些不辞辛劳的徽州人和勤劳的当地百姓共同铸造了这富庶的江南小镇，也应了江南无徽不成镇的那句老话。

戴先生十六岁起师从其父戴省吾，十八岁即能独挡一面，代父应诊。而戴省吾先生则为太仓伍胥方氏世医第五代传人，外科大家方梦花的高足，在璜泾已颇有影响。起自清康熙年间的方氏外科（尤以疡科为最）于清末民初已在吴中地区即太、常、昆、嘉、苏等地声名大著。戴一飞先生在逐渐掌握了乃父及方氏疡科的精髓后，未几即名扬乡里，尤其在浮桥、九曲、璜泾、时思以及常熟一带，声名鹊起。方氏历代世医基本功扎实，治疗疔痈脓疡更为擅长。江南一带农民一年到头辛劳异常，春种夏收，紧接着又夏种秋收，即使寒冬腊月，也终日在田头奔忙，每日里无不汗流浃背，而旧时一般家中哪有洗浴设施，卫生条件极差，故而皮肤感染疖肿脓疡发病率极高。一到夏秋时分，患这种病者更不计其数，凡有点声望的医家，尤其像方氏及其徒弟这样的医家，患者更是门庭若市。而医者凭着纯熟老到的经验，通过望、闻、问、切，术前对其病灶生熟程度、部位必须了然于胸，其要诀全靠两只食指端按压得知，达到刀发必中的。然而，能达到这水平绝非一日之功，也绝非仅凭读几本经典医书就能掌握，全靠认真体会揣摩。一旦病灶切生，脓腔尚未形成即动刀，病人徒增痛苦，枉然出血不止，更有导致“走*”之虞（引起脓*血症），甚至危及病人性命，乃为医家之大忌。

戴一飞先生在吸取前人教训后，深谙其道。据其后人忆及，戴老也曾多次判断病人有走*之危，力图制止，然仍有个别因延误又惜无及时有效的手段来力挽狂澜，而常感痛心不已。

我认识戴先生时，他体型已略现肥腴，动作似较迟缓，那时他已患有高血压，可能已有轻度脑梗塞存在。医院对门的八字桥堍，看他一早上班时步履己见沉稳缓慢，而请他看病的人往往早已坐满了一走廊。待他进入到走廊西头向北的一间独立诊室坐下，只见他对着病人缓缓问来，边摸着病人的痛处，他的两只纤纤食指(他的食指实在是纤长纤长的）一上一下扪之有波动处时，右手持着祖传的手术切刀迅速直切脓腔，深度和长度往往恰到份上。随着病人一声“哇”叫，血脓就在切口处喷涌而出，而此时病人顿觉如释重负，痛苦打结的眉头旋即松开。在挤尽脓液后再给伤口处放入一根带升药的面筋纸药引，然后，将先生自制的油纸膏药敷贴上。他利索的刀法和他的言行判若两人。此时，从他嘴里嗫嗫喏喏地讲出处方来，徒弟们很快就把方子开好，递给先生过目后送到病人手中。戴先生不苟言笑，从不废话，给病人以一种稳重和极大的信任感，所以越来越多的病人找他看病，医院门前停满了那种木制独轮车，八字桥畔也常常歇了不少小划子船。这些远道而来的农夫走贩，不辞辛苦，常常夜半动身，为的是赶在戴先生下班前能得到他的诊治。其实，戴老从来没有扔下病人而不顾。

戴先生前后收有六个学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收的最后一个徒弟和我年龄相仿，所以交往甚密切，但他常要代先生出诊，稍有空闲，三日两头还要准备摊好许多膏药，我们几个年轻医生也会凑上去帮忙，那留置在小铜锅里的膏药肉，在酒精灯上加热后滋滋化开，然后，用铁钎子蘸一点膏药肉，随即在托于左手心的一叠一寸见方的油纸上转一圈，膏药便均匀地涂呈放射状圆圈，再把油纸斜角搭折好，一张小膏药就此摊好。应用时，当中有时还会放置一些殷红的升药。这种传统的自制小膏药极为轻巧灵便，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逐步被纱布等现代敷料完全替代。它嗜脓而栖，老百姓把它比喻成当年侵犯我国的某国国旗再形象不过了。

不幸的是，我唯一一次与戴先生近距离接触，竟然也是请他看脓肿。可叹我们那时实在年轻无知，同舍的舍友每晚有洗下身的习惯，我们反去讥笑人家天天“香汤沐浴”。报应很快就来了，不久的夏末，我自己下身就生了一个脓肿，疼得无法走路，只得请戴先生上楼，那种切开脓肿豁然轻松的感觉真不是常人所能体会到的。

我们那时候对戴先生一直是仰视的，他为人谦逊，不尚言谈。戴老没有像当年有些同人常惯于在病人面前过于抬高自己，或有意无意去贬损其他同行的恶习。即使他名扬四方，也丝毫不向外人张扬。医院里和他共事近两年，竟不知道他是江苏省的名医。他虽没有鸿篇巨作留世，但他的精湛医术却传给了他的几位高徒，好几位学生均有所建树，如谭伯琴，顾祥久等医生在当地都颇有影响。他有多位子女，可惜因种种原因没能跟他学医，他最小的女儿曾一度随他抄方，不料却因出身成份关系，和她的几位学医的同伴，在一九六三年时都被“下放”回家，安排到纤尘弥漫的街道小厂做女工，永远与世医失之交臂。

戴先生当年早就患有高血压，一九六二年底突然中风，卧床不起，六三年三月就溘然病逝。当初留给我们的印象好像他已是六七十岁模样，不料写这篇短文时，问及他女儿，方知戴先生终年时仅五十七岁。本来戴先生正值*金年龄，精力最旺的阶段，不料他英年早逝，至今不禁己近六十年头了！